人物简介：
陈安良 (1908～1998)，公共卫生学家，法医学家，原方便医院/市人民医院院长。德国卫慈堡大学医学院卫生学及社会医学研究毕业，并获最优等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卫生研究院博士后资格。长期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和法医学的研究。
历史的巨浪，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但在市一的历史上，陈安良痛打“福鬼”的事情却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
“福鬼”为所欲为 众人有心无力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形势不稳的情况下，陈安良放弃在美国生活的机会，毅然决定归国。归国后谢绝了各部的官职，倾心“慈善”为业的方便医院。陈安良的学识和能力、抗战时候的功绩有目共睹，董事会很快就聘任陈安良为医院院长。
此时的方便医院由外国人控制，福利安以副院长兼外科主任的名义和一些外国医生在临床上刚愎自用，以外国权威自称，人们背地里都喊福利安叫“福鬼”。
。许多病人，一到他的手上，未经准确的诊断，不经共同会诊，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刀手术。中国医生的建议对福利安而言丝毫没有任何意义，很多医生提出坚决阻止福利安乱施手术的建议，陈安良也多次出面进行干预，但福利安顶个外国专家、援助人员的高帽子，董事会对他无可奈何。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他时常利用职务之便骚扰女性。医院的女护士，甚至女医生，也不时遭受他的调戏侮辱。某天晚上，福利安借晚上查房为名，对一个女护士施以侮辱。这个护士忍无可忍，狠狠地打了他几个巴掌，几个护士闻声过来，福利安摆出副院长的资格，恶人先告状要解雇女护士。福利安的言行激起了全院中方医护人员及职工们的公愤，其他护士纷纷指斥并做证人，院长陈安良也想对福利安进行处分，无奈由于福利安是“外国代表”，董事会想息事宁人，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天广州市卫生局局长朱广陶到方便医院来慰问“外国友人”。
“福鬼”居然公开侮辱并提出处分一名医生，这名年轻医生据理力争，“福鬼”大骂中国人都是蠢材。
通晓英文的陈安良陪在一旁看到在中国人的国土上被外国人辱骂，让他忍无可忍，大叫一声，挥起拳头冲上去把“福鬼”打翻在地，接着又飞踹了几脚，把被打蒙了的“福鬼”踢出门外。
陈安良边打边用英文说：“滚回老家去，这里是中国！”
“福鬼”几次想爬起来还击，但是哪里躲得过陈安良自小就赤脚踢足球练出来的“腿功”，被打得瘫软在走廊上，大声叫痛。
闻讯而来的人们纷纷鼓掌，发出叫好声。一群来慰问的官僚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到陈安良停下来才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集体声援 “福鬼”道歉
一时间，陈安良痛打福利安成为广州市医疗部门最火的话题。陈安良痛打“福鬼”替大家除了一口恶气，大家都非常解气，同时对陈安良的安危也非常担心。其后听说陈安良“失踪”了，又有谣言说“被拘捕”。这下激起了众怒，医院的员工、社会人士、医学生纷纷集合，痛斥福利安的流氓行为，支持陈安良，要求“释放”陈安良，而且事件有越闹越大的趋向。
联合国福利署的负责人与陈安良接触多次，对陈安良颇有好感，在知晓事件经历之后，反而佩服陈安良身上有一股“西部牛仔”的气质，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是由于福利安故意挑衅所致，和陈安良没有关系。福利安吃了哑巴亏，且发现自己身单力薄，陷入舆论和道德的孤立，也想息事宁人。最后董事会拍电报把陈安良从香港请回来，由福利安当面向陈安良表示歉意，才把这一事件了了。
陈安良打出了声威，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深得大家拥戴，成为了方便医院的脊梁骨。而陈安良这个敢于打洋人的院长，在市一医院的历史上也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保护医院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当解放的炮声日益临近，共产党什么时候打到广州？人们议论纷纷。方便医院的院长陈安良却仍然是每天坐诊、查房，然后回学校上课，并没有过分的焦躁不安。亲人发电报给陈安良，催促安良尽快赴港避难。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为了防止国民党败退破坏广州的市政设施，广州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日益活跃，联络各行各业爱国民主人士、有识之士。
方便医院的陈安良早就在这个名单里面，经过对陈安良的调查，中共党组织认为陈安良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便由黄秘书向陈安良交底，身边的秘书居然是共产党，把陈安良吓了一跳，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黄秘书的上级还希望约陈安良商谈战时方便医院的保全工作。
陈安良没有丝毫犹豫，去就去吧。商谈时间、地点和见面方式都是精心安排好的。陈安良扮作临时出诊，手提包里放着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几个地下党人则是商人模样，附近街口的巡警也是地下党员，可以相互策应。
几个人坐定，把门关上，负责人“刘老板”对陈安良的深明大义表示感谢。陈安良笑笑说，我对共产党有清晰的认识，我支持共产党，当即表态会全力保全医院设施，不让她遭受爆破破坏，另外将积极组织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救护服务。
这个“密会”开得非常顺利，“刘老板”对陈安良的表态非常赞赏，同时也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如果有需要，一定会派人保护他和他的家人，或者安排他先行离开广州。
“我要是不回来呢？”陈安良打趣道。
“你不回来也不勉强，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你啊。”
“放心，我不会走。保护医院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广州解放前夕，陈安良安排好全体人员各司其职，确保医院正常运作。解放初，资金缺乏的医院，不仅工资发不出来，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及病人的伙食费都不能解决。方便医院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陈安良提出自己主动减薪，给医院减轻负担。谁知，就在会议召开之际，就有三位穿解放军服装的人到会。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朱光副市长，另一位是市财政局局长庄力辛，朱光走到会议室说，现在方便医院需急需解决的是医务人员的伙食问题，由财政局先拨交医院一笔现金解决或是需要。
没有任何征兆，也不需要任何申请，共产党就为一所非公立、慈善医院拨款，这是医院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陈安良还兼任了三间医学院的法医学教授。医院的医疗及管理工作、市卫生防疫工作、法医教学工作、法医鉴定分析工作，虽然一人身兼多职，陈安良干得开心，为医学事业奉献自己的毕生所学。
